本文以最高人民法院2024年再审审查的一起4.7亿元商事仲裁案为切入,解析仲裁庭对商业秘密“分层认定”的裁判逻辑及举证责任分配争议,结合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提出保密协···
【正文】
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开的一份再审审查裁定书,在商事争议解决圈内引发了不少讨论。该案中,一家注册于境外的科技公司A,与国内某头部制造企业B因技术合作破裂,B以A违反《合作研发协议》中的保密条款为由,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提起仲裁,索赔金额高达4.7亿元。A则反请求确认其相关技术信息不构成商业秘密,并主张B的索赔构成权利滥用。

这起案件之所以值得解剖,不在于标的额本身,而在于其经历了“仲裁-撤销裁决-不予执行-再审”的完整程序链条,几乎踩遍了商事仲裁与商业秘密保护交汇处的每一个法律暗礁。更关键的是,该案仲裁庭在裁决中采取了一种颇具突破性的举证责任分配方式,直接影响了后续同类案件的裁判逻辑。
案件的核心争议在于:B主张的“商业秘密”是否适格。B称其向A披露的工艺流程参数、良品率控制模型及供应商分级数据构成商业秘密,但双方在合作初期签署的保密协议仅笼统列举了“技术资料、商业数据”,未具体指向上述信息。仲裁庭审理中发现,B在合作期间曾将部分参数用于行业会议公开演讲,且未与A签署竞业限制条款。A的代理律师——来自北京某专精商事争议的律所——据此提出: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四款,商业秘密的构成需同时满足“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采取相应保密措施”三要件。B的公开演讲行为已使部分信息丧失秘密性,而保密协议的概括性约定,不足以证明其对涉案信息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
仲裁庭最终采纳了“分层认定”思路:对B已公开的工艺流程参数不予保护,但对未公开的良品率控制模型及供应商分级数据,认定构成商业秘密,裁决A赔偿1.2亿元。A随后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理由之一是仲裁庭“超裁”——将未在仲裁请求中明确列举的信息纳入保护范围。法院驳回撤裁申请后,A又向最高院申请再审。最高院在2024年的裁定中明确指出:仲裁庭对商业秘密范围的界定属于实体审理范畴,不构成超裁;但仲裁庭在举证责任分配上存在瑕疵,鉴于A未能证明该瑕疵影响公正裁决,最终维持了原裁决。
此案的实务启示至少有三层。
其一,保密协议的“具体化”程度直接决定维权边界。大量企业在缔约时习惯使用“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等兜底表述,但仲裁庭和法院越来越倾向于要求权利人举证证明其对“具体信息”采取了“具体措施”。一份列明信息类型、载体、接触人员范围、保密期限的附件,远比正文中的概括条款有效。
其二,商事仲裁在商业秘密案件中的程序优势正在被重新审视。与诉讼相比,仲裁的不公开审理、专家仲裁员选任、一裁终局等特点,本就更契合商业秘密“二次泄露风险防控”的需求。但本案也警示:仲裁庭对举证责任的裁量空间较大,若代理人未能在一开始就锁定争议信息的边界,后续撤裁或不予执行程序的救济空间极为有限。
其三,从股东权益视角看,商业秘密往往构成公司的核心无形资产。当该资产因合作破裂而面临流失或贬值时,争议解决方式的选择本身就是一种资产保全策略。本案中,B选择仲裁而非诉讼,除协议约定外,显然也考虑到仲裁程序对技术信息外泄的抑制效应。而A在反请求中主张“权利滥用”,虽未获支持,却为后续类似案件中滥用商业秘密诉权的抗辩提供了思路。
值得关注的是,2025年以来,上海、深圳等地仲裁机构陆续发布商业秘密仲裁案件审理指引,尝试在保密令、专家证人、证据开示范围等方面形成更精细的规则。对于企业法务和律师同行而言,与其在争议发生后纠结于“仲裁还是诉讼”,不如在合作之初就将争议解决条款与保密条款做一体化设计:明确仲裁机构、仲裁地、仲裁语言,并将保密信息的定义、保密措施清单、违约后果作为仲裁请求的可预期基础。
商业秘密的保护,从来不是一纸协议就能完成的静态工程。它需要在合作动态中持续识别、固定和隔离。而商事仲裁,恰恰提供了一种在对抗中仍能维持信息封闭性的程序容器。用得好,它是防火墙;用不好,它也可能成为信息泄露的加速器。这起最高院再审案的价值,或许就在于让更多人意识到:程序选择本身就是实体保护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