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赛事著作权纠纷中的企业治理命题:从一起赛事画面侵权案看法律顾问的制度价值

本文以某省高院2024年审结的赛事画面著作权侵权案为样本,分析体育产业著作权纠纷背后的企业治理短板,提出法律顾问应从诉讼应对前移至权利架构设计、股权变动知识产权尽调···

体育产业的核心资产正在从场馆、球队向版权迁移。赛事直播画面、短视频集锦、俱乐部商标与吉祥物形象,这些无形资产的价值越是被市场认可,围绕它们产生的著作权争议就越密集。近三年法律圈讨论较多的问题集中在三处:赛事画面的作品定性、赛事组织者与持权转播商之间的权利边界、以及短视频平台“二创”的合理使用抗辩。这些问题看似是著作权法内部的教义学争论,落到企业层面却指向同一个根源——体育企业的治理结构是否足以支撑其版权资产的识别、归属与维权。


某省高级人民法院2024年审结的一起赛事画面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提供了一个值得拆解的样本。该案原告为国内某职业篮球联赛的运营公司,被告是一家短视频平台及一名长期剪辑赛事片段的体育博主。原告诉称,被告未经许可大量传播赛事短视频集锦,侵害其视听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并主张被告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被告的抗辩颇具代表性:其一,赛事画面独创性不足,不构成视听作品;其二,即便构成作品,其剪辑属于评论性合理使用;其三,平台已履行通知删除义务,不应承担连带责任。


代理原告的某知名律所体育产业团队在诉讼策略上做了一个关键选择:没有纠缠于“赛事画面是否为作品”这一容易被对方拖入拉锯战的问题,而是将权利基础分层构建。对于直播信号,主张以视听作品保护;对于赛事组织者独创性投入形成的集锦编排,主张以汇编作品保护;对于俱乐部标识、吉祥物等元素,另行主张美术作品著作权。这一分层策略的意义在于,即便法院对赛事画面的作品定性持保守态度,原告仍能依托其他权利基础获得救济。法院最终认定赛事直播画面构成视听作品,被告博主的行为超出合理使用范围,平台在收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就扩大部分损失承担相应责任。


这个案子真正值得体育企业警醒的,不是胜诉结果,而是诉讼中暴露的治理短板。原告在举证阶段发现,部分赛事画面的拍摄制作系委托第三方完成,委托合同对著作权归属约定模糊;部分早期赛事的权利链条因俱乐部股权多次转让而出现断裂;俱乐部层面使用的标识,其著作权登记在母公司名下,但维权时主体资格需要额外说明。这些问题的共同特征是:它们都不是诉讼技巧问题,而是企业治理问题。


由此可以提炼出一个判断:体育企业的著作权风险,本质上不是法务部门的单点应对能力问题,而是法律顾问嵌入公司治理结构的深度问题。传统观念中,法律顾问的角色被定位为“出事后的灭火队”,合同审查、诉讼代理构成其主要工作。但体育产业的版权资产具有三个特殊属性——权利主体多元、权利链条长、价值实现高度依赖授权运营,这决定了法律顾问必须前移到治理层面。


具体而言,法律顾问在体育企业治理优化中至少应承担三项制度功能。其一是权利架构设计。赛事组织者、俱乐部、球员、转播商、制作方之间的著作权归属,应当在合作伊始就以书面协议固定,而非留待纠纷发生时解释。委托创作合同中的著作权归属条款、职务作品条款、授权许可的范围与期限,这些看似格式化的文本,恰恰是日后维权的权利基石。其二是股权变动中的知识产权尽调。体育企业股权转让、俱乐部控制权变更时,版权资产的权利归属与存续状态往往被低估。前述案例中权利链条断裂的情形,多发生在股权交易未对知识产权作专项安排的场景。法律顾问应在交易结构设计阶段介入,将版权资产清单、权利瑕疵披露、过渡期安排纳入交易文件。其三是合规体系的常态化运行。短视频平台的侵权投诉机制、二创的授权规则、赛事素材的内部使用规范,这些需要法律顾问协助企业建立可执行的流程,而非停留在原则性声明。


回到那起案件,法院判决之后,原告企业做的第一件事不是继续追诉其他侵权主体,而是委托代理律所对其全部赛事版权资产做了一次权利梳理,并修订了与制作方的委托合同模板。这个后续动作,比判决本身更有样本价值。它说明体育企业正在意识到,著作权纠纷的胜负手往往在法庭之外,在企业日常治理的合同文本里、在股权交易的尽调清单里、在授权体系的制度设计里。


体育产业的竞争,最终是资产运营效率的竞争。而资产运营效率的前提,是权利边界清晰、治理结构健全。法律顾问集团的价值,不在于替企业打赢多少场官司,而在于让企业少打那些本可避免的官司。当著作权管理从诉讼应对转向治理嵌入,体育企业才算真正把无形资产握在了手里。


体育赛事著作权纠纷中的企业治理命题:从一起赛事画面侵权案看法律顾问的制度价值

最近发表

服务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