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经历十余年快速发展后,正从规模扩张转入存量优化阶段。伴随这一转型,项目公司股东之间的权益博弈日趋复杂,尤其当社会资本方···
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经历十余年快速发展后,正从规模扩张转入存量优化阶段。伴随这一转型,项目公司股东之间的权益博弈日趋复杂,尤其当社会资本方由多家企业组成联合体时,股东僵局、公司治理失灵、退出路径受阻等问题频繁浮出水面。这类纠纷标的额动辄数十亿元,牵涉公共利益与商业回报的微妙平衡,对法律服务的专业深度提出极高要求。企业法律顾问若仅停留在合同审查层面,显然难以应对股东权益争夺中交织的行政协议、公司法、招投标法乃至破产重整等多重法律关系。
某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综合管廊PPP项目便是一面镜子。该项目总投资逾42亿元,由某大型民营建筑企业牵头与两家国企组成联合体中标,项目公司注册资本金10亿元,三方分别持股45%、30%、25%。项目进入运营期第二年,因政府方可行性缺口补助支付延迟,项目公司现金流承压,股东之间就增资方案、运营策略和利润分配产生根本分歧。持股45%的民营股东主张引入战略投资者并调整运营模式,两家国企股东则坚持要求按原方案追加资本金,双方在股东会上互投反对票,董事会连续三次无法形成有效决议,项目运营几近瘫痪。更棘手的是,政府方依据PPP合同中的“连续重大违约”条款发出整改通知,若三个月内无法恢复正常运营,将启动提前终止程序并提取履约保函。

这家民营股东最终委托某知名律所代理,向仲裁机构提起股东权益纠纷仲裁。案件的核心争议点相当典型:其一,PPP项目公司的股东僵局是否适用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司法解散?其二,在涉及公共服务连续性的特殊背景下,仲裁庭能否径行裁决解散项目公司?其三,股东一方能否以政府方支付延迟构成不可抗力为由,主张免除增资义务?代理律师没有机械援引公司法条文,而是从PPP项目的“公共产品供给连续性”这一底层逻辑出发,论证解散公司将导致管廊服务中断,损害公共利益,进而提出“强制股权收购+运营托管”的替代性救济方案。仲裁庭最终采纳了这一思路,裁决由两家国企股东按第三方评估价收购民营股东全部股权,同时引入专业运营机构托管两年,确保服务不中断。这一裁决既化解了股东僵局,又避免了项目提前终止引发的连锁违约。
该案的启示在于,PPP项目股东权益纠纷的解决逻辑与普通商事公司存在本质差异。普通公司司法解散制度以“打破僵局、清算分配”为终点,而PPP项目公司的存续直接关涉公共利益的持续供给,法律顾问必须将“运营连续性”作为方案设计的刚性约束。这意味着,在项目公司设立之初,股东协议就应当预设僵局破解机制,例如强制收购触发条件、估值方法与仲裁条款的衔接、运营托管预案等。遗憾的是,实务中大量PPP项目股东协议沿用的是普通合资合同模板,对公共属性缺乏针对性安排,一旦争议爆发便陷入被动。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PPP领域的法律服务正在从“合规审查”向“商业价值创造”跃迁。2023年以来,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多次强调规范PPP存量项目管理,推动建立项目全生命周期绩效评价体系。在这一政策导向下,企业法律顾问的角色不再局限于起草合同、出具意见书,而是要深入项目公司的治理结构设计、股东权益动态平衡、争议解决路径规划等深水区。尤其在股东权益栏目关注的议题中,如何通过章程条款、股东协议和仲裁策略的组合运用,既保护客户商业利益,又维护公共服务稳定,考验着法律顾问的商业理解力与制度设计能力。
回到前述案例,仲裁裁决生效后,项目公司在托管机构的专业运营下逐步恢复现金流,政府方也撤回了提前终止通知。民营股东虽退出项目,但因估值方法合理、收购价款分期支付安排得当,实现了相对体面的退出。这一结果并非零和博弈,而是法律技术对商业僵局的精准拆解。对于在PPP领域深耕的企业而言,选择法律顾问的标准,不应只看其是否熟悉PPP政策文本,更要看其是否具备将公共属性转化为治理规则的设计能力。当股东权益的博弈被置于公共利益的天平之上,合规就不再是成本,而是护航商业价值的核心资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