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外资基金参与境内房地产破产重整的真实案例为切入点,分析重整程序中外资股东权益处置与外商投资准入、外汇管理、税务合规的衔接问题,结合华东某省高院2024年判例,···
一家外资背景的私募基金,三年前以增资扩股方式取得某二线城市在建商业综合体40%股权,剩余60%由境内一家陷入债务危机的房企持有。2024年初,该房企被债权人申请破产重整,法院裁定受理后,项目公司名下土地及在建工程被纳入重整资产池。外资基金面临两难:若行使优先购买权主张收购整个项目,需在短时间内筹措巨额资金并完成外资准入、外汇登记、税务清算等多重手续;若不行使,则重整投资人可能变更项目规划,原有商业定位与外资方的投资回报预期将彻底落空。

这并非孤例。近三年,随着部分房企风险出清加速,外资参与境内房地产破产重整的案例明显增多,但真正走完全流程的并不多。堵点往往不在重整程序本身,而在于外资进入、交易架构与退出路径的合规衔接。
一个值得细读的案例来自华东某省高院2024年审结的一起合同纠纷。境外C公司通过多层离岸架构间接持有境内某商业地产项目权益,项目公司进入破产重整后,重整管理人与新投资人签署重整投资协议,约定新投资人以现金清偿债务并受让全部股权。C公司主张其作为原股东享有优先购买权,且重整投资协议中关于“外资股东权益自动终止”的条款未经其同意,应属无效。法院经审理认为,重整计划中的股权调整属于司法程序中的强制处分,不适用公司法上的优先购买权规则;但重整投资协议中涉及外资股东权益处置的条款,应当依照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履行必要的外资准入审查和信息报告义务,否则对异议股东不产生约束力。最终,法院确认重整计划整体有效,但要求管理人就外资权益处置部分重新履行报批程序,并给予C公司合理补偿。
这一判决的实务价值在于划出了一条边界:破产重整的司法强制力可以突破部分公司法规则,但不能替代外商投资监管的行政程序。换言之,外资股东在重整中不能仅以“程序已被司法程序吸收”为由,要求豁免外商投资准入、安全审查或外汇登记义务。
从法律框架看,外商投资法及实施条例确立了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房地产领域虽已基本取消外资准入限制,但涉及土地成片开发、特定区域或敏感业态时,仍可能触发安全审查。再者,跨境资金流动需符合外汇管理规定,重整投资款的汇入、股权对价的支付、利润汇出等环节均需银行及外汇局审核。实践中,不少重整方案因未预留足够时间完成外资审批,导致重整计划执行受阻,甚至引发投资人违约。
另一个常被忽视的问题是税务合规。外资股东在重整中若以股权让渡、债转股或资产抵债方式退出,可能产生企业所得税、预提所得税及土地增值税等多重税负。若重整方案未对税务承担作出明确安排,外资方可能在交易完成后才发现实际回报远低于预期。2023年华南某外资地产基金在重整程序中以债转股方式退出,因未事先取得税务机关关于特殊性税务处理的备案确认,最终被追缴预提所得税逾千万元。
对律师而言,参与此类交易的核心能力已不止于重整程序本身,而在于将破产法、外商投资法、外汇管理、税务合规与交易架构设计进行一体化考量。在重整投资人遴选阶段,就应同步启动外资准入预沟通、外汇登记路径设计和税务测算,避免“先摘牌、后补票”的被动局面。对破产管理人而言,涉及外资权益的重整计划草案,应当单独设置外资审批与外汇登记的前置条件,并在时间表中预留合理缓冲期。
破产重整是困境企业的出口,也是外资重新配置资产的入口。但入口处有一道窄门,门上写着准入、外汇、税务与安全审查。只有把合规做在前面,这道窄门才能变成通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