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赌协议埋雷、创始人被踢出局:投融资中的法律风险,远比想象中凶险

本文以某省高院2024年审结的一起对赌协议纠纷案为切入,剖析投融资中个人回购条款的法律风险与裁判新动向,提出签约前压力测试、投后证据留存、退出预案设计三重防火墙,为···

一家赛道明星公司,三年完成四轮融资,估值从2亿飙至30亿呢。创始人却在C轮融资完成后第37天,收到董事会决议——罢免其CEO职务,原因是“战略分歧”。更致命的是,他早年签下的那份对赌协议中,有一条“业绩不达标则触发股权回购”的条款,回购义务人写的是他个人,而非公司。


这不是影视剧桥段,而是2024年华东地区某省高院二审落槌的一起真实合伙纠纷衍生案件,由国内某知名律所代理创始股东一方。案件核心争议点并不在于罢免程序是否合法,而在于:当投资方以公司名义要求创始股东履行回购义务时,回购条款的效力边界究竟在哪里?创始股东的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之间的防火墙,是否被一纸协议轻易击穿?


一纸协议,何以成为“绞杀”工具

该案中,创始股东与投资方签署的《增资协议》及《股东协议》中,约定了若公司未能在2023年底前完成合格IPO,投资方有权要求创始股东按年化12%的单利回购全部股权。条款措辞看似标准,实则暗藏三处法律陷阱。


第一,回购义务主体未加区分。协议将“公司”与“创始股东”并列为回购义务人,但未明确二者是连带责任还是补充责任。投资方在诉讼中主张连带,要求创始股东个人对全部回购款承担清偿责任,金额高达4.7亿元。第二,回购触发条件中,“合格IPO”的定义极为严苛,不仅要求上市地限于A股主板,还要求发行市盈率不低于23倍——这一估值预期在2023年的市场环境下,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第三,协议未设置任何程序性缓冲机制,一旦触发,投资方即可直接发函要求回购,无需经过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


对赌协议埋雷、创始人被踢出局:投融资中的法律风险,远比想象中凶险

代理律师在二审中提出的核心抗辩是:该条款实质构成“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的让与担保,且回购义务的个人化设计,违背了《公司法》关于股东有限责任的基本原则。更关键的是,投资方在明知公司经营已陷入困境的情况下,仍以“推动上市”为由拒绝接受创始股东提出的业务重组方案,其行为是否构成《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的“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从而应视为回购条件未触发?


法院为何没有完全支持创始股东

省高院二审判决的结果颇具启示:法院认定回购条款有效,创始股东个人需承担回购责任,但将年化12%的回报率调减至8%,理由是“投资方在投后管理中未充分履行赋能义务,对风险发生存在一定过错”。这一判决思路,实际上援引了《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九民纪要)第五条的精神——对赌协议效力与履行应区分看待,但个人回购义务的正当性,需结合投资方是否滥用权利、是否履行了合理注意义务来综合判断。


该案判决后,在PE/VC圈引发不小震动。多位受访律师指出,过去投资机构习惯将创始股东个人绑上回购战车,认为这是“最安全的兜底”,但此案释放出一个信号:法院开始审视投资方在投后阶段的行为是否与回购权的行使相匹配。如果投资方一边拒绝合理退出方案,一边坐等触发回购,这种“不作为”可能构成权利滥用。


投融资法律风险的三重防火墙

从该案延伸开去,商业精英在投融资活动中至少应构建三重法律安全保障。


第一重是签约前的条款审查机制。回购条款不能只看回报率,更要看触发条件的可达成性、义务主体的清晰度、以及是否有程序性缓冲设计。建议创始股东在签约前引入专业法律顾问进行“压力测试”——假设最坏情况下触发回购,个人资产是否会被穿透,是否有其他股东连带,是否存在与公司章程的冲突。


第二重是投后管理的证据留存机制。上述案件中,创始股东之所以能争取到利率调减,关键在于其保留了多份向投资方提出的业务重组建议书、会议纪要及邮件往来。这些证据证明了投资方并非“被动等待”,而是主动拒绝合理方案。投后阶段的每一次沟通、每一份议案,都可能成为未来诉讼中的关键证据。


第三重是退出路径的预案设计机制。投融资交易的本质是动态博弈,协议签署只是起点。聪明的创始股东会在协议中嵌入“分步回购”“业绩对赌豁免情形”“股权转让优先权”等灵活安排,避免一刀切式的刚性兑现。同时,应定期评估公司估值与回购触发线之间的差距,提前启动替代性融资或并购谈判,而非等到对簿公堂。


结语

投融资市场从来不缺热钱,缺的是对法律风险的敬畏与精细化管理能力。对赌协议不是洪水猛兽,但若将其视为“标准模板”而忽视个性化风险排查,它就会成为悬在创始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商业精英的法律顾问,价值不在于事后救火,而在于事前能在协议的字里行间,识别出那些可能吞噬个人全部身家的隐秘条款。资本的游戏规则永远在变,但有一条铁律不变:谁掌握了法律风险的定价权,谁就掌握了投融资博弈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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