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机关法律顾问业务正从传统的行政复议、诉讼代理向刑事合规审查延伸,这对律师的专业能力提出更高要求。本文以某律所代理的一起涉及行政机关下属单位人员涉嫌串通投标罪···
【摘要】政府机关法律顾问业务正从传统的行政复议、诉讼代理向刑事合规审查延伸,这对律师的专业能力提出更高要求。本文以某律所代理的一起涉及行政机关下属单位人员涉嫌串通投标罪的合规不起诉案件为切入点,分析刑事合规审查介入政府法律顾问服务的现实需求、实务路径与专业壁垒,指出律师应以刑事合规专长立身,在政府采购、招投标监管、专项资金使用等高风险领域为行政机关构建前置性刑事风险防火墙,实现从"救火队员"到"合规设计师"的角色转型。
政府机关法律顾问业务长期被视为行政诉讼代理和合同审查的"常规赛道",刑事合规审查则像是另一个专业领域的事。但近三年,两者的交集正在加速形成。从2023年多地检察机关推行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向行政机关延伸,到2024年新修订的《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强化采购人主体责任,再到2025年国务院国资委对国有企业合规管理办法的升级,一个清晰的信号是:行政机关及其下属单位在履职过程中面临的刑事风险不再只是纪检监察层面的事项,而是实实在在的刑事法律风险。谁能在这个交叉地带提供专业服务,谁就能在政府法律顾问的竞争中确立不可替代的位置。
先看一个案例。2024年,某省级事业单位(受行政机关委托承担部分公共资源交易监管职能)的下属招标代理机构在三个市政工程项目中,由负责人张某与投标人私下商定投标报价、约定中标人,以"陪标"方式操纵中标结果。案发后,张某等人以涉嫌串通投标罪被移送审查起诉。该事业单位委托某律所担任合规顾问。律师团队没有停留在传统的罪轻辩护思路上,而是从单位刑事合规的角度切入:首先呢梳理了该单位在招标代理业务流程中的决策权限、审批节点和外部监督机制,发现招标文件编制与评标专家抽取两个环节存在制度空白;其次,针对涉案行为是否体现单位意志、违法所得是否归单位所有这两个关键构成要件,调取了近三年的项目台账、财务凭证和内部会议纪要,证明涉案串标行为系张某个人越权操作,单位层面缺乏纵容或默许的制度性安排;末了说,向检察机关提交了包含合规整改计划、第三方监督评估申请在内的完整合规材料。2025年初,检察机关对该单位作出合规不起诉决定,对张某个人以串通投标罪提起公诉。这个结果在业内引发讨论:单位合规整改与个人刑事追责并行不悖,行政机关下属单位的刑事合规审查不再是"要不要做"的问题,而是"怎么做才有效"的问题。
这个案例触及了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制度逻辑:行政机关的刑事风险往往不来自机关本身,而是来自其下属单位、委托机构或延伸履职行为。串通投标罪、非法经营罪、单位行贿罪、滥用职权罪等罪名的构成要件中,"单位意志"和"为单位谋利"这两个要素的判断,恰恰依赖对行政机关内部治理结构的穿透式审查。律师如果只懂行政法,不熟悉刑法中单位犯罪的认定规则,就无法在合规审查中准确识别风险点;如果只懂刑事辩护,不了解行政机关的组织架构和决策流程,合规建议就会悬在空中,落不了地。

刑事合规审查进入政府法律顾问业务,有三个实务层面的变化值得注意。第一,审查节点前移。传统法律顾问多在行政行为作出后介入,刑事合规审查则要求在项目立项、资金拨付、采购需求编制等前端环节就嵌入风险识别。比如在专项资金使用中,律师需要判断资金流向是否可能触发挪用特定款物罪或滥用职权罪的构成要件,这要求顾问律师同时掌握财政法规和刑事司法解释。第二,证据思维贯穿始终。刑事合规审查的核心产出不是法律意见书,而是一套可验证的合规证据链。行政机关在接受合规审查时,律师应当指导其保留决策记录、审批痕迹、利益冲突声明等材料,一旦发生刑事风险,这些材料就是证明"单位无犯罪故意"的关键证据。第三,与监察程序的衔接。行政机关的刑事风险常常先以监察调查的形式出现,法律顾问在配合监察程序时,需要清晰界定哪些材料涉及刑事合规证据、哪些属于行政履职证据,避免因应对不当而加重单位的刑事风险。
对律师同行而言,这个领域的专业壁垒是真实存在的。政府法律顾问的刑事合规审查要求律师同时具备三项能力:刑法教义学的分析能力、行政组织法的理解能力、合规管理体系的搭建能力。三者缺一,服务就会变形。目前市场上能同时满足这三项条件的律师团队并不多,这恰恰是差异化竞争的空间。与其在传统的行政诉讼代理中卷价格,不如在刑事合规审查这个交叉领域建立专业标签。
对行政机关而言,聘请法律顾问做刑事合规审查,本质上是在为单位的履职行为购买一份"制度保险"。这份保险的价值不在于事后辩护,而在于事前阻断。当招标代理机构负责人试图越权操作时,一套有律师参与设计的合规流程可能比事后十次辩护都更有意义。
刑事合规审查与政府法律顾问的结合,不是业务范围的简单叠加,而是专业能力的重新定义。在这个定义过程中,律师的专业立身之本,是对刑法边界的精准把握和对行政权力的深刻理解,二者缺一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