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一起涉及30亿元资产的家族信托跨境争议为切入点,分析商会协会法律顾问在跨境仲裁与内地诉讼并行程序中的独特功能。文章结合真实案例,探讨信托契约仲裁条款效力范围···
一家在香港设立家族信托的内地房地产企业,因实际控制人突然离世,触发信托受益人变更与境内项目公司股权归属的双重争议。境外受益人依据信托契约中的仲裁条款,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提起仲裁;境内项目公司的其他股东则在内地法院提起股权确认之诉。两地程序并行,裁决与判决可能冲突——这起涉及30亿元资产的跨境纠纷,最终因商会法律顾问出具的一份专家意见书,出现了关键转机。
案件始末:平行程序下的股权僵局
该房地产企业早年通过BVI公司持有内地多家项目公司股权,实际控制人张某将BVI公司股权装入香港家族信托,受益人为其三名子女。张某去世后,长子依据一份未经信托受托人确认的《股权转让协议》,主张自己已受让BVI公司全部股权,进而要求内地项目公司确认其股东地位。另外两名子女则在香港启动仲裁,主张该转让违反信托契约中的反转让条款,应属无效。
内地法院受理股权确认之诉后,面临一个棘手问题:BVI公司股权归属这一先决问题,恰恰是香港仲裁庭的审理对象。若内地法院径行判决,可能架空仲裁条款;若中止诉讼等待仲裁结果,又缺乏明确的程序依据。更复杂的是,张某生前担任会长的某商会,其法律顾问团队曾参与信托架构设计,掌握大量底层文件。
法律分析:顾问意见如何打通两地程序
商会法律顾问介入后,并未直接替任何一方站台,而是向两地程序提交了一份聚焦“信托契约仲裁条款效力范围”的专家意见。其核心论证有三层。
第一,依据《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香港仲裁庭对信托内部争议享有管辖权,内地法院应尊重仲裁协议。但股权确认之诉涉及项目公司外部股东利益,不属于仲裁协议覆盖范围,两者并非完全重叠。
第二,信托契约中的反转让条款,本质上是对受托人处分权的限制。长子所持《股权转让协议》未经受托人同意,依信托文件及BVI公司法,该转让对信托财产不发生效力。这一判断不依赖仲裁实体审理,内地法院可将其作为证据审查的组成部分。
第三,商会法律顾问建议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的专家辅助人制度为切口,将香港仲裁庭已作出的临时措施决定转化为内地诉讼中的证据材料,既避免程序冲突,又为法院提供了专业判断依据。
最终,内地法院采纳了顾问意见的核心逻辑,裁定中止股权确认之诉中涉及信托内部关系的部分,等待香港仲裁结果;同时依据现有证据驳回了长子关于确认股东资格的请求。香港仲裁庭随后裁决股权转让无效,两地程序形成事实上的衔接。

行业启示:跨境争议解决需要“第三方法律基础设施”
这起案件的价值,不在于某一方的胜负,而在于展示了商会协会法律顾问在跨境争议中的独特功能。传统上,法律顾问多服务于会员企业的日常合规,但在跨境信托、股权与仲裁交织的复杂争议中,顾问角色可以升级为“程序协调者”和“专家意见供给者”。
对企业和律师同行而言,至少有三点实务参考。其一,家族信托架构设计时,应在信托契约中明确争议解决条款的排他范围,避免“信托内部争议”与“公司外部争议”边界模糊。其二,跨境争议发生后,尽早引入熟悉两地程序的顾问机构,通过专家意见、证据转化等方式打通程序壁垒,比单纯依赖某一法域的诉讼或仲裁更有效率。其三,商会协会的法律顾问服务,可以探索“中立专家意见”机制,在会员企业发生重大跨境争议时,提供不偏向任何一方的法律分析,协助两地司法或仲裁机构形成裁判共识。
跨境争议的解决,从来不只是法律条文的比拼,更是程序衔接与专业信任的构建。当信托的私密性、仲裁的自治性与司法的公开性发生碰撞,商会法律顾问的理性介入,或许正是那个被低估的支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