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产买卖与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往往牵涉开发商、施工方、购房人乃至金融机构的多方博弈,裁判结果对行业预期影响深远。本文以某律所代理的一起标的额逾三亿元的建设工程施工合···
【摘要】房产买卖与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往往牵涉开发商、施工方、购房人乃至金融机构的多方博弈,裁判结果对行业预期影响深远。本文以某律所代理的一起标的额逾三亿元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为切入,梳理合同效力、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与消费者购房权之间的冲突与平衡,进而讨论律师在代理此类案件时如何实现客户深度共情——既理解当事人的商业困境,也读懂裁判者的价值取向。文章认为,专业能力是共情的前提,共情则反过来提升方案的说服力与可执行性,二者共同构成建工与房产争议解决的实务方法论。
从一纸结算协议说起
建设工程与房产买卖,看似两个独立的合同领域,实务中却常在同一项目上交汇。开发商资金链收紧时,施工方的工程款、购房人的交付请求、银行的抵押债权,会在同一标的物上短兵相接。此时律师的价值,往往不在于背出多少法条,而在于能否准确判断各方权利的顺位与边界,并把这种判断转化为客户能理解、能执行的方案。
2023年前后,某省会城市一个商住综合体项目因开发商资金断裂停工,施工方停工退场,已售房屋逾期交付近两年。施工方持一份经双方盖章确认的结算协议主张工程款本息合计逾三亿元,并请求确认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百余户购房人则要求继续履行买卖合同、交付房屋;银行作为抵押权人亦主张就项目土地及在建工程优先受偿。三方利益在同一批房源上直接冲突,案件自立案起便备受关注。
争议焦点:优先受偿权能否对抗已售房屋
该案由某律所建设工程与房地产团队代理施工方。接手后团队很快发现,难点不在工程款数额本身——结算协议已明确——而在于优先受偿权的行使范围。施工方希望就整个项目主张优先权,但其中相当一部分房屋已由开发商对外销售,部分购房人已支付全部或大部分价款。
这就触及一个长期存在争议的问题: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与消费者购房权发生冲突时,何者优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的精神,消费者交付购买商品房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后,承包人就该商品房享有的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得对抗买受人。此规则的价值取向在于保障购房人的生存性居住利益,避免其因开发商与施工方之间的纠纷而“钱房两空”。
团队在梳理证据时进一步发现,已售房屋中有相当比例属于投资性购房,购房人并非以居住为目的,部分甚至已转售或出租。这为施工方争取了一个关键的区分空间:并非所有购房人都当然享有足以对抗优先权的地位,需要结合购房目的、付款比例、是否办理网签备案等因素逐户判断。
判决背后的权利顺位逻辑
法院最终采纳了区分处理的思路。对于以居住为目的、已支付大部分或全部价款且无过错的购房人,确认其权利优先于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相关房屋不得纳入优先受偿范围;对于明显具有投资属性、付款比例不足或存在其他情形的购房人,则未给予同等保护,施工方就该部分房屋对应的工程价款仍享有优先受偿权。银行抵押权顺位则在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之后。
这一裁判结果并未简单支持某一方,而是在既有规则框架内做了精细化切割。对施工方而言,虽未能就全部项目主张优先权,但保住了投资性购房所对应部分的优先地位,实际可执行的财产范围明显扩大;对购房人而言,生存性居住利益得到确认;对银行而言,其抵押权顺位与优先受偿权的先后关系也得以厘清。
要提一下,法院在论证中反复强调“权利顺位的价值衡量”,而非机械适用条文。这提示代理律师:在房建交叉纠纷中,单纯堆砌法条难以说服裁判者,真正起作用的是把每一方利益的正当性边界讲清楚。

共情的两层含义
回到主题中的“客户深度共情”。在建设工程与房产纠纷中,共情常被误解为对客户情绪的安抚。实际上,它有两层更实质的含义。
其一是理解客户的商业处境。施工方主张优先受偿权,表面是法律请求,实质是现金流压力下的回款诉求;购房人要求交付,背后可能是举家积蓄与居住安排。律师若只看到法律关系,看不到当事人的真实处境,方案就容易脱离实际,比如提出一个法律上成立但执行周期过长的路径。
其二是读懂裁判者的价值取向。前述案件中,法院对购房人作区分处理,体现的是对“生存性利益”与“投资性利益”的不同评价。代理律师若能在诉讼策略中主动回应这一取向,而不是一概主张优先权,反而更容易获得支持。共情裁判者,本质上是尊重裁判背后的社会效果考量。
给同行的几点参考
第一,房建交叉纠纷的胜负手常在权利顺位,而非单一合同的效力认定。代理前应绘制完整的权利图谱,明确各方顺位及可能的冲突点。
第二,对购房人群体应作类型化分析。付款比例、购房目的、网签备案情况、是否实际占有,都是影响其对抗优先受偿权能力的关键变量,不宜一概而论。
第三,优先受偿权的范围与行使期限需严格核对。司法解释对行使期限有明确限制,逾期主张可能直接丧失权利,这是施工方最容易踩的坑。
第四,方案设计要兼顾可执行性。即便胜诉,若优先受偿范围指向的房屋已被善意购房人占有,执行仍可能落空,诉讼阶段就应预判执行可行性。
建设工程与房产纠纷从来不只是法律技术的较量,更是多方利益在有限资源上的重新分配。律师能做的,是在规则允许的空间里,为客户争取最接近其真实需求的结果。这种能力,既来自专业积累,也来自对他人处境的真实理解。二者缺一,都难以在复杂的房建争议中走得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