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激励信托背后的劳动用工暗礁:一家拟上市公司为何在IPO前夜被核心团队集体仲裁

本文以某拟上市科技公司股权激励信托引发的集体劳动仲裁案为切入,分析信托规划与劳动用工合规交叉领域的法律风险,指出信托受益权安排不能规避劳动法强制性义务,并从信托···

2024年春,一起涉及某拟上市科技公司的集体劳动仲裁案在业内引发关注啊。这家公司为稳定核心团队,通过信托架构实施了股权激励计划,却在IPO申报前夕被七名核心技术骨干提起仲裁,索赔金额合计超过三千万元。案件由北京某知名劳动法专业律所代理劳动者一方,最终仲裁裁决认定信托受益权安排不构成劳动关系中的薪酬支付,但公司因在激励协议中嵌套了竞业限制与服务期条款,被判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及未休年假工资共计四百余万元。这一裁决结果颠覆了不少企业对“信托持股即可隔离劳动风险”的认知。


股权激励信托背后的劳动用工暗礁:一家拟上市公司为何在IPO前夜被核心团队集体仲裁

信托规划与劳动用工合规,看似分属金融与人力资源两个领域,实则在股权激励、高管薪酬递延、员工福利信托等场景中深度交织。近三年来,随着《关于规范信托公司信托业务分类的通知》落地及多起劳动争议典型案例发布,监管与司法实践逐渐形成一条清晰主线:信托工具不能成为规避劳动法强制性义务的通道。


上述案例的戏剧性在于,公司设计的信托架构本身合法有效,问题出在用工合规的细节上。信托文件将激励对象限定为“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且连续服务满三年的员工”,同时约定“若员工主动离职,信托受益权自动终止且不获任何补偿”。仲裁庭认为,该条款实质上构成了变相的服务期约定,却未按劳动合同法规定支付相应补偿,属于以信托之名行竞业限制之实。更关键的是,公司在信托受益权行权条件中嵌入了“服从公司任何工作安排”的表述,被认定为排除了劳动者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构成无效条款。


从法律分析角度看,此案触及三个层面的合规要点。其一,信托财产的独立性不能对抗劳动债权的优先性。根据《信托法》第十五条,信托财产与委托人未设立信托的其他财产相区别,但当信托受益权与劳动报酬请求权竞合时,司法实践倾向于优先保护劳动者基本权益。其二,股权激励收益的定性存在争议。若信托受益权被认定为劳动报酬的递延支付,则需纳入工资总额管理,受最低工资、加班费计算基数等规则约束;若被认定为投资收益,则需确保员工以自有资金出资且承担投资风险,否则可能被穿透认定为“假投资、真薪酬”。其三,信托文件中的竞业限制、服务期、保密义务等条款,必须与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二条至第二十四条衔接,单独在信托层面约定而缺乏劳动法对价,极易被仲裁机构否定效力。


对企业的实务启示在于,信托规划一站式解决方案不能只盯着税务优化和资产隔离,必须将劳动用工合规作为前置模块嵌入架构设计。具体而言,激励对象的选取标准应与劳动合同、规章制度保持一致,避免出现“信托文件一套、劳动合同另一套”的双轨制;信托受益权的行权条件不得包含限制劳动者法定权利的,如单方解除权、择业自由权;若涉及服务期约定,应通过劳动合同或专项协议明确培训费用、违约金计算方式等法定要素,而非在信托文件中模糊处理。另外,对于高管薪酬递延信托,还需关注《商业银行稳健薪酬监管指引》等特殊行业的薪酬管理规范,防止信托架构被认定为规避薪酬监管的工具。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劳动用工合规正在从传统的合同审查、规章制度制定,向股权激励、信托福利、灵活用工等复杂交易结构延伸。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虽不直接承担用人单位的劳动法义务,但在设计信托条款时若漠视劳动法边界,可能面临声誉风险甚至被认定为共同侵权。2025年某信托公司因员工持股信托计划被裁决承担连带责任一案,已经为行业敲响警钟。


回到开篇案例,七名技术骨干的仲裁请求虽未全部获支持,但公司IPO进程因劳动仲裁信息披露问题被迫中止三个月,最终调整了信托受益权行权条件并补签劳动协议后才得以继续。这个代价提醒所有正在或计划使用信托工具的企业:信托规划一站式解决方案的“一站式”,不应只是金融工程的一站式,更应是法律合规的一站式。劳动用工合规不是信托架构的附属品,而是决定架构能否真正落地、能否经受司法审查的基石。当信托的灵活性与劳动法的强制性相遇,尊重后者才是前者发挥效用的前提。


最近发表

服务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