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资产处置中的建设工程合同管理:从一起最高院再审案看“工程款优先权”的边界

本文以最高人民法院再审改判的一起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纠纷为切入点,分析不良资产处置中工程款优先权与抵押权的冲突边界。案例明确:优先权十八个月行使期限不因工程未···

在不良资产处置的版图上,建设工程合同往往是最棘手也最具价值挖掘空间的一块。一边是金融机构急于变现的抵押权,另一边是施工单位寸步不让的工程款优先受偿权,两者碰撞时,法律天平的微小倾斜都可能改写数千万甚至数亿资产的分配格局。近三年,随着房地产行业深度调整,这类纠纷从零星个案演变为批量爆发的态势,而其中关于“工程款优先权能否对抗抵押权”“实际施工人能否突破合同相对性主张优先权”的争议,始终是法律圈高频讨论的焦点。


值得关注的是,2023年以来多个省级高院和最高院再审案件中,裁判尺度出现了值得玩味的收紧迹象。某知名律所(应客户要求隐去所名)代理的一起最高人民法院再审案件,恰好为这一趋势提供了精准注脚。


该案的基本事实并不复杂:某资产管理公司收购了一家银行对某房地产开发项目的不良债权,该债权附有在建工程抵押。几乎同时,一家总包单位因开发商的工程欠款提起诉讼,主张对该项目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且优先于资产管理公司的抵押权。一审、二审法院均支持了总包单位的主张,理由是工程款优先权系法定权利,且总包单位已实际投入建设,理应优先保护。但是,资产管理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后,案件出现了逆转。


最高院再审审查的核心聚焦于两个问题:一是总包单位主张优先权时,是否仍在法定的十八个月行使期限内;二是其主张的优先权范围是否涵盖了因发包人违约导致的停工损失和预期利润。关于第一点,原审法院以“工程尚未竣工、付款条件未完全成就”为由认定期限未起算,但最高院再审认为,优先权行使期限的起算点应为“应当给付建设工程价款之日”,而非以工程是否竣工为唯一标准。案涉合同虽约定按进度付款,但发包人长期拖欠已构成根本违约,总包单位此时即应知晓权利受损,其怠于行使权利长达数年,已超过法定期间。关于第二点,最高院明确,优先受偿权的范围仅限于建设工程本身的对价,即工作人员报酬、材料款等实际支出,不包括违约损失和预期利润。最终,最高院裁定提审该案,并改判总包单位仅在较小范围内享有优先权,资产管理公司的抵押权故而获得了绝大部分受偿空间。


这起案件之所以值得不良资产处置从业者反复研读,在于它清晰划定了三个实务边界。其一,优先权的“沉睡”即丧失。十八个月的行使期限不是可以随意解释的橡皮筋,任何以“工程未结算”为由的拖延,都可能被司法机关认定为权利懈怠。其二,优先权的“射程”有限。将违约损失、预期利润塞进优先权篮子的做法,在最高院层面已被明确否定,这直接降低了金融机构抵押权被架空的概率。其三,实际施工人的权利穿透并非无界。虽然司法解释赋予实际施工人在特定条件下向发包人主张权利的可能,但优先权本身具有强烈的法定性和身份依附性,不能通过层层转包或违法分包无限传递。


从不良资产处置的视角看,这起案件带来的启示更为务实。收购涉建工程不良债权时,尽调清单上必须增加一项:核查总包单位的优先权行使状态。若发现工程款拖欠时间较长而施工单位未提起诉讼或仲裁,应迅速评估其优先权是否已过期,这往往成为谈判桌上压低债权收购对价的关键筹码。而在处置阶段,若施工单位主张优先权,则需精准拆解其诉求构成,将违约损失、利润等非优先部分剥离出来,确保抵押权在剩余价值中的优先顺位。


更宏观地看,建设工程合同管理在不良资产语境下,早已不是简单的“按图施工、按约付款”。它是一场涉及发包人、承包人、实际施工人、金融机构、资产管理公司多方主体的权利博弈,而法律规则正是这场博弈的底牌。那些能够穿透合同文本、预判司法裁判趋势的从业者,才能在不良资产的浪潮中真正立于不败之地。


作为这一领域的同行者,我们既要看到工程款优先权对施工人权益的保障功能,也要警惕其被滥用而冲击金融债权安全。司法的精细化和裁判规则的统一,正在为这场博弈划定越来越清晰的赛道。理解它、尊重它、运用它,是不良资产处置从粗放走向精细的必修课。


不良资产处置中的建设工程合同管理:从一起最高院再审案看“工程款优先权”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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