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一起历经最高人民法院再审的股东盈余分配纠纷为切入点,分析股东知情权、盈余分配请求权及股东压制司法救济的法律边界。文章指出,股东争议的根源在于企业全生命周期···
公司盈利了,小股东却连续五年拿不到分红;大股东兼董事长以“资金周转需要”为由将利润转投新项目,小股东提起知情权诉讼后才发现,公司账面上躺着上亿元未分配利润。这不是某部商战剧的情节,而是北京某科技公司股东争议的真实写照。该案历经一审、二审、最高人民法院再审,最终以调解方式结案,但其折射出的股东压制、公司治理失范、合规体系缺失等问题,在今天依然具有标本意义。
案件的核心争议并不复杂:一家由三位自然人股东持股的科技公司,大股东持股52%并担任法定代表人,小股东合计持股48%。公司章程规定“股东按实缴出资比例分红”,但自2018年起,公司连续五年盈利却从未召开股东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小股东多次书面请求分红未果,遂提起股东知情权诉讼,要求查阅会计账簿及原始凭证。一审法院支持了知情权诉请,公司上诉后被驳回。随后,小股东依据查阅到的财务数据,提起公司盈余分配纠纷诉讼,要求强制分红。一审法院以“是否分红属于公司商业判断和股东会职权”为由驳回,二审维持。案件申诉至最高人民法院,最终在再审审查阶段促成各方达成调解:公司以合理价格回购小股东股权,小股东退出,争议一揽子解决。
这起案件的戏剧张力不在于标的额——虽然未分配利润逾亿元——而在于它揭示了公司法实践中一个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难题:当公司治理机制失灵,股东会无法形成分红决议时,司法权应当介入到何种程度?最高人民法院在再审审查中的态度值得玩味:并未直接以裁定方式强制公司分红,而是通过调解实现股权回购退出。这背后既有对公司自治原则的尊重,也隐含了对小股东救济路径的务实考量——与其让公司长期陷于“不分红也不解散”的僵局,不如通过股权流动化解矛盾。

从法律技术层面看,该案涉及三个关键问题。其一,股东知情权的边界。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三条,股东有权查阅会计账簿,但“原始凭证”是否属于查阅范围,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分歧。本案一审法院明确将原始凭证纳入查阅范围,理由是“会计账簿的真实性依赖于原始凭证的完整性”,这一裁判思路在2023年修订的公司法(2024年7月1日施行)第八十九条中得到进一步印证——新法明确股东可以查阅“会计账簿、会计凭证”。其二,盈余分配请求权的性质。最高人民法院在(2021)最高法民再XXX号等系列案件中反复强调,抽象盈余分配请求权属于期待权,只有股东会作出具体分配决议后,才转化为可诉的债权。这意味着,小股东单纯起诉要求分红,往往难以获得支持。其三,股东压制的司法救济。当大股东利用控制权长期不分配利润,小股东既无法获得投资收益,又难以退出时,司法实践逐渐发展出“股权回购”“强制解散”“损害赔偿”等多条救济路径。本案通过调解实现股权回购,正是这一趋势的体现。
但是,个案胜败之外,更值得企业界和律师同行关注的是:为什么这类争议会反复发生?根源在于企业全生命周期中合规体系的缺位。许多公司在设立时依赖工商登记机关提供的格式章程,对分红机制、表决权设计、退出安排等核心条款缺乏个性化约定;经营过程中,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议事规则形同虚设,大股东习惯于“一言堂”;争议爆发后,又寄希望于诉讼“一锤定音”,却忽视了诉讼本身的高成本、长周期和不确定性。这起案件中,小股东从知情权诉讼到盈余分配诉讼,历时近三年,最终虽以调解结案,但双方投入的时间、精力和商誉损失,远非金钱可以衡量。
股东争议的解决,不应止于法庭上的胜负。真正有效的路径,是将合规体系建设嵌入企业全生命周期——从设立时的章程个性化设计,到经营中的公司治理规范化运行,再到争议初现时的协商、调解、仲裁等多元化解机制。具体而言,设立阶段可以通过“章程个性化条款”明确分红比例、分红时间、强制分配情形以及僵局打破机制;经营阶段应建立定期财务披露、关联交易审查、中小股东沟通等制度;争议阶段则可引入“争议解决条款”,约定仲裁或调解前置程序,避免直接对簿公堂。
回到本案,最高人民法院的调解结果传递出一个清晰信号:司法者更倾向于以“退出”而非“强制分配”来化解股东僵局。这既是对公司自治的尊重,也是对商业逻辑的回归。对于企业而言,与其在争议爆发后寻求司法救济,不如在争议发生前构建合规防线;对于律师而言,股东争议解决的服务价值,不仅在于诉讼技巧,更在于帮助企业搭建“防患于未然”的治理架构。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护航,让股权分红不再成为压垮股东信心的还有一根稻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