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代持迷雾中的股东资格之争:从一起标的额逾12亿元的隐秘投资案看集团企业治理优化

本文以某金融集团12.7亿元股权代持纠纷再审案为切入点,分析代持关系效力与股东资格确认之间的治理程序鸿沟,提出集团企业应将代持还原机制嵌入治理规则、定期开展治理健康···

一起看似寻常的股权代持纠纷,因涉及某金融集团旗下核心资产、标的额高达12.7亿元,且横跨三级法院审理程序,成为近三年公司类诉讼中难以绕开的观察样本。该案中,某投资集团实际控制人通过多层代持结构,将关键子公司股权分散登记在十余名自然人名下,后因集团内部股东争议爆发,名义股东联合要求确认股东资格并主张分红权。案件经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审查,最终以“代持关系不能对抗公司内部治理程序”为核心裁判要旨落下帷幕。


案件的基本脉络并不复杂。2018年前后,某民营金融控股集团为满足特定行业监管的持股比例要求,由集团核心决策层决定,将旗下融资担保公司40%的股权交由集团中高层管理人员及外部合作方共13人分别代持。代持协议约定,名义股东仅作为工商登记载体,不参与实际经营,不享有股东分红权,股权对应的投资权益、表决权均归属于实际出资的集团原股东。2022年,集团因战略调整拟将融资担保公司注入上市公司体系,需要清理代持结构、还原真实股权。但是此时,部分名义股东以“代持协议未经公司股东会决议追认”为由,主张代持无效,并要求按照工商登记比例分配公司净资产。各方协商未果,实际出资人遂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


股权代持迷雾中的股东资格之争:从一起标的额逾12亿元的隐秘投资案看集团企业治理优化

一审法院认为,代持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实际出资人有权要求显名。但名义股东上诉后,二审法院将审查重点转向公司治理维度。二审判决指出,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融资担保公司其余股东均为集团关联方,在集团内部争议已经公开化的情况下,简单以“关联方一致同意”为由支持显名,可能掩盖控制权争夺的实质。案件最终由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审查,裁定驳回实际出资人的再审申请,维持二审结果。法院在裁定中特别阐明:代持关系本身有效,但实际出资人要实现“从幕后到台前”的转换,必须同时满足协议效力与公司治理程序双重检验,二者缺一不可。


这起案件之所以值得集团企业法务与公司律师反复研读,在于它精准击中了代持关系中最脆弱的一环——治理程序。许多企业在设计股权代持方案时,往往将注意力集中于代持协议条款的严密性,却忽视了一个根本问题:代持协议约束的是签约方,而股东资格确认影响的是公司组织体的稳定。当集团内部出现股东争议,代持结构便从“控制工具”异化为“争议导火索”。名义股东一旦反水,实际出资人即便手握协议,也可能因无法跨越“其他股东半数同意”这一治理门槛而陷入被动。


更深层的启示在于集团企业治理优化的路径选择。该案暴露出的问题并非代持协议本身的法律效力不足,而是集团在顶层设计中对“代持还原”缺乏前瞻性安排。若在代持之初即通过公司章程特别约定、股东会预先授权或信托持股架构,将代持关系的解除条件与程序嵌入治理规则,后续争议的解决成本将大幅降低。对于已经存在代持结构的集团企业,定期进行治理健康度审查,评估名义股东的配合意愿与潜在争议风险,应当成为法务部门的常规动作。


从股东争议解决的角度观察,该案还提示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诉讼策略问题。名义股东主张股东资格时,往往选择直接提起确认之诉;而实际出资人应对此类诉讼,除举证代持关系外,更应重视公司内部程序证据的固定。例如,其他股东是否曾以书面形式确认代持安排、公司是否曾向实际出资人分配利润、实际出资人是否曾以股东身份参与决策等。这些事实虽不直接决定代持效力,却能在治理程序审查中形成有利于实际出资人的证据链条。


集团企业的股权结构越是复杂,代持关系就越需要与治理机制同步设计。这起12.7亿元标的案的终局裁判,本质上是在提醒市场:法律保护真实权利,但真实权利的实现必须遵循组织体的运行规则。代持可以作为一种过渡性安排存在,却不能成为规避治理程序的捷径。当股东争议发生时,能够真正定分止争的,往往不是协议文本的精巧,而是治理程序的完备与透明。对于正在优化治理结构的集团企业而言,将代持关系的规范管理纳入合规体系,或许比事后诉讼更能体现法务管理的价值。


最近发表

服务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