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二选一”背后:互联网反不正当竞争合规的律所实战

本文以某头部电商平台“二选一”不正当竞争案为切入,分析国内知名律所代理此类案件的诉讼策略与裁判规则突破,探讨互联网公司反不正当竞争合规从“事后应诉”向“事前嵌入···

一家头部电商平台因要求商家在促销活动中“二选一”,被竞争对手以不正当竞争为由诉至法院。原告代理律师在庭上出示了一份关键证据:某品牌商家被迫关闭在原告平台的旗舰店,转而在被告平台独家经营,年损失销售额逾八千万元。被告则辩称,其与商家签订的是“排他性合作协议”,属于正常商业安排。这起由国内某知名律所代理的案件,最终法院认定被告行为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规定的“互联网专条”所禁止的妨碍、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服务正常运行的行为,判令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1.2亿元。


这并非孤例。近三年,随着平台经济监管常态化,互联网领域不正当竞争纠纷呈现爆发式增长。从数据爬取、流量劫持到算法歧视、恶意屏蔽,争议类型不断翻新。而在这类案件的背后,国内头部律所的身影愈发活跃,它们不仅代理诉讼,更深度介入企业合规体系搭建,成为互联网公司反不正当竞争合规的关键外脑。


一、从个案胜诉到规则塑造


上述“二选一”案的典型意义,远不止于高额判赔。代理该案的律所团队在诉讼中采取了一个关键策略:将举证重心从“被告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转向“被告行为是否不当妨碍了原告平台的正常运行”。这一诉讼思路的调整,直接绕开了反垄断法框架下认定支配地位的复杂举证难题,转而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大大降低了原告的举证门槛。


法院在判决中明确了一个裁判规则:互联网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技术手段,通过影响用户选择或其他方式,实质性阻碍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服务正常运行。这一认定,实质上将“二选一”行为从反垄断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框架中部分剥离,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制范畴,为此后大量类似案件提供了可复制的裁判路径。该案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年度典型案例,代理律所也在其官网业绩中将其列为互联网合规领域的标杆案例。


二、合规前置:律所角色的转变


值得关注的是,越来越多互联网公司在遭遇诉讼或监管调查后,开始将法律需求前移。过去,律所往往是在纠纷爆发后介入“救火”;如今,头部律所更常以“合规体系设计者”的身份,在企业的产品设计、数据策略、平台规则制定阶段就嵌入法律评估。


以某知名律所为例,其竞争法团队为一家月活数亿的短视频平台设计了“反不正当竞争合规手册”,覆盖流量分配规则、算法推荐逻辑、第三方数据接入标准等核心环节。该手册并非简单罗列法条,而是将《反不正当竞争法》《电子商务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相关义务,拆解为产品经理可执行的技术参数和流程节点。例如,在算法推荐模块中,合规手册要求对“利用算法实施流量劫持”的风险设置自动预警,并保留人工干预接口。这种“法律规则技术化”的合规产品,正在成为互联网公司法务采购的新标配。


平台“二选一”背后:互联网反不正当竞争合规的律所实战

三、实务启示:合规不是成本,是竞争力


从上述案例和趋势中,可以提炼出几点对互联网企业的实务参考。其一,反不正当竞争合规的重点已从“事后应诉”转向“事前嵌入”,企业应将合规审查节点前移至产品立项阶段,而非等到被诉后再找律师“补作业”。其二,互联网专条的适用范围正在扩大,任何通过技术手段实质性影响其他经营者产品运行的行为,都可能触发该条款,企业需审慎评估“排他性合作”“流量倾斜”等商业安排的合法性边界。其三,头部律所的竞争法团队已具备“诉讼+合规”的双重能力,企业选择外部律师时,应关注其是否具有将裁判规则转化为合规标准的方法论,而非仅看胜诉率。


互联网竞争的本质是创新,而创新的底线是规则。反不正当竞争合规的终极目标,不是让企业畏手畏脚,而是让竞争回归产品与服务的本质。当律所从“打官司的人”变成“帮企业建规则的人”,这本身就是法治化营商环境走向成熟的注脚。


最近发表

服务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