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代持中的法律风险排查:从一起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看企业主的合规必修课

本文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的一起股权代持执行异议之诉案为切入点,分析代持协议内部效力与外部强制执行的冲突,探讨商事外观主义原则下实际出资人的权利边界,并结合注册制下···

一份代持协议,往往承载着企业主对商业效率的追求与对隐私保护的考量。但是,当政策法规持续更新、司法裁判规则日益清晰,那些曾被视作“灵活安排”的股权代持,正在成为企业主法律风险的高发地带。及时更新法律顾问、系统排查代持风险,已不再是可选项,而是企业治理的刚性需求。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曾刊载一起股权代持纠纷案,某科技有限公司实际出资人王某,因自身已持有另一家同业公司股权,为规避竞业限制及关联交易披露义务,遂委托其亲属李某代为持有科技公司35%的股权。双方签署《股权代持协议》,约定李某仅作为名义股东,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全部股东权利由王某实际行使。公司上市筹备期间,李某因个人债务纠纷,其名下代持的股权被债权人申请冻结。王某随即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主张自己为实际权利人,请求排除强制执行。


该案历经一审、二审,最终由最高人民法院提审。裁判核心聚焦于《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所确立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权利义务框架,以及商事外观主义原则的适用边界。法院认为,王某与李某之间的代持协议在双方之间有效,但该效力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李某的债权人基于工商登记信息产生的信赖利益,应当受到保护。王某作为实际出资人,其权利救济路径应向李某另行主张,而非直接排除强制执行。判决结果驳回了王某的诉讼请求。


这起案例的戏剧张力在于,企业主为规避一项法律风险而作出的安排,恰恰触发了另一项更为致命的财产风险。代持协议在内部虽具约束力,却在外部债权人面前显得脆弱不堪。从法律逻辑重构的角度看,该案揭示了三个递进层次的问题。


其一,代持协议的效力边界。根据《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六条及《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的规定,代持协议在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不损害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在协议双方之间有效。但有效不等于可对抗一切。当名义股东的债权人申请执行登记在其名下的股权时,实际出资人依据代持协议享有的权益,本质上是一种债权性请求权,而非物权性支配权。债权的平等性决定了其无法优先于其他债权人。


其二,商事外观主义的司法适用。工商登记具有公示公信效力,债权人对登记信息的信赖应当得到保护。除非实际出资人能够证明债权人明知或应知代持事实,否则难以排除执行。实践中,这一举证责任极难完成。尤其是在企业上市、融资尽调等场景中,代持关系一旦暴露,不仅影响股权清晰性,更可能引发一连串的违约与赔偿责任。


股权代持中的法律风险排查:从一起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看企业主的合规必修课

其三,政策法规更新的动态影响。近三年,证券监管机构对拟上市企业股权代持的核查力度持续加大。《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4号》明确要求,发行人应在申报前解除代持关系,披露形成原因及清理过程。这意味着,曾经被默许的“抽屉协议”,在注册制全面推行的背景下,已失去生存空间。法律顾问若未能及时跟进这一变化,企业主可能在IPO申报阶段遭遇实质性障碍。


对于企业主而言,这起案例的实务启示在于:法律风险排查应当嵌入股权架构设计的初始环节,而非事后补救。法律顾问需要定期梳理企业股权链条,识别代持、信托持股、一致行动协议等安排中的潜在冲突。尤其在公司融资、并购、上市等重大节点前,应完成代持关系的清理与确权,避免因个别股东的个人债务波及整体股权稳定。


同时,企业主应当建立法律顾问政策法规更新机制。股权代持涉及公司法、民法典、证券法、税法等多个规范领域,规则更新频繁。法律顾问的价值不仅在于诉讼应对,更在于前置性的合规审查与风险预警。一份及时更新的法律意见书,可能为企业主避免数千万元乃至数亿元的财产损失。


从行业视角观察,股权代持的司法裁判倾向已趋于明确:内部效力与外部效力严格区分,商事外观主义优先保护善意第三人,实际出资人的权利救济向名义股东转化。这一趋势提示企业主,任何试图通过代持规避法律义务的安排,都可能在另一个维度制造更大的法律敞口。法律顾问的职责,是帮助企业在效率与安全之间找到合法、可持续的平衡点。


当政策法规的更新速度超过企业主的认知更新速度,法律风险便不再是偶发事件,而是系统性隐患。及时排查、动态更新、专业前置,应当成为企业主法律顾问服务的标准动作。股权代持只是其中一面镜子,照见的是企业治理中对法律确定性的敬畏与追求。唯有将法律风险管理从“救火”转向“防火”,企业主才能在复杂的商业环境中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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