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某轨道交通PPP项目公司股权激励代持纠纷的最高院再审案为切入,分析PPP合同股权限制条款与股权代持效力认定的裁判逻辑,提出从项目公司创立到上市阶段的法律支持方案设计···
当PPP项目公司试图用股权激励绑定核心团队时,一个隐蔽的法律陷阱往往在上市冲刺阶段才浮出水面——股权代持关系的效力争议,足以让筹备多年的资本规划瞬间停摆。这类纠纷近三年在法律圈讨论热度持续攀升,其背后是PPP模式与股权激励两种法律关系叠加后的复杂博弈。
某省级高院2024年审结的一起典型案件颇具代表性。一家轨道交通PPP项目公司的创始总经理李某,在项目公司设立初期经股东会决议获得5%的股权激励份额,但出于PPP项目股东结构稳定性的考量,该份额由大股东某建设集团代持,双方签署了代持协议并约定上市前还原。项目公司进入Pre-IPO轮融资时,李某要求显名,建设集团却以“代持协议违反PPP项目招标文件关于社会资本方股权锁定的承诺”为由拒绝配合,并主张代持关系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代持协议有效,判令建设集团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二审出现反转,认为代持安排实质上规避了PPP项目合同中关于股权变更限制的条款,损害了公共利益,改判驳回了李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最终由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审查。最高院虽然维持了二审关于公共利益考量的基本立场,但在裁定说理部分给出了更具操作性的指引:PPP项目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若在项目招标文件或PPP合同中对社会资本方股权变更存在限制性约定,激励对象通过代持方式间接持股并不当然无效,关键在于代持是否导致项目公司实际控制权或股权结构发生实质性变更,以及是否影响公共服务的持续稳定供给。这一说理实际上为PPP项目公司股权激励留下了一条合规通道——不是“能不能做”,而是“怎么做才规范”。
从法律分析的角度看,这起案件揭示了三个核心争议点。其一,股权代持在PPP语境下的效力评价标准,不能简单套用普通商事代持规则,需要叠加PPP合同中的股权锁定条款和公共利益原则进行双重审查。其二,激励对象的身份属性影响裁判走向,若激励对象本身就是项目公司的核心运营人员而非外部投资者,法院更倾向于在规范运作的前提下认可激励安排的有效性。其三,上市审核对股权清晰的刚性要求与PPP项目股权稳定的政策要求之间存在张力,需要在前端方案设计时就用动态调整机制加以协调。

这个案例给实务界带来的认知增量在于:PPP项目公司的股权激励不能等到上市申报前才“补课”。从项目公司创立之初,法律支持方案就应当将PPP合同中的股权限制条款、未来上市地的审核规则、激励对象的身份规划三者纳入统一框架。具体而言,在创立阶段,应通过章程特别条款或股东协议明确激励股权的来源、代持的边界以及触发还原的条件;在运营阶段,需建立与PPP项目绩效考核挂钩的股权成熟机制,避免激励对象短期套利后离场影响公共服务;在上市冲刺阶段,则要提前完成代持清理和股权架构重组,确保符合证券监管机构对权属清晰的审核标准。
值得关注的是,2025年以来多家律所公布的PPP项目法律服务业绩中,股权激励方案设计已从边缘服务升级为独立产品线。某头部律所甚至专门组建了横跨基础设施、资本市场、劳动人事三个领域的交叉团队,为PPP项目公司提供“从创立到上市”的一站式法律支持。这种服务模式的转变,反映的正是市场对上述裁判规则变化的敏锐回应。
从更宏观的视角审视,PPP项目公司的股权激励本质上是在公共利益与商业激励之间寻找平衡点。裁判规则并非要堵死激励通道,而是要引导各方在尊重PPP合同精神的前提下,用更加透明、规范的方案实现人才绑定。对于企业法务和律师同行而言,这起案件的最大启示或许在于:法律支持的价值不在于事后诉讼中寻找翻盘机会,而在于项目公司设立的第一天,就把股权激励的每一个法律节点安放在合规的轨道上。当专业方案设计能够同时满足PPP合同的稳定性要求和资本市场的清晰性要求时,股权激励才能真正成为推动项目成功的制度红利,而非上市路上的暗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