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最高人民法院近期再审改判的一起股权代持排除执行案为样本,剖析隐名股东在房地产大宗交易中面临的名义股东债权人强制执行风险。文章结合国企法律顾问视角,提炼出“···
房地产大宗交易中,股权代持犹如一枚暗雷,一旦引爆,往往牵出数亿乃至数十亿的资产归属争议。近三年来,随着国有企业强化主责主业、清理非主业投资,大量隐名持股的房地产项目被推上司法前台。这类纠纷不仅考验着诉讼律师对物权与债权、公司法与合同法的交叉驾驭能力,更对国有企业法律顾问的合规前置提出了全新命题。最高人民法院近期审结的一起再审案件,为这一领域提供了极具解剖价值的样本。
该案大致脉络如下:某地方国有企业(下称A集团)出于规避当时内部投资审批限制及后续资产整合便利,与一家民营房地产公司(下称B公司)签订《合作开发协议》,约定由A集团实际出资并享有项目公司100%权益,B公司作为名义股东代持股权。项目地块位于某新一线城市核心地段,拿地总价逾三十亿元。开发中途,B公司因自身债务危机,其债权人申请冻结并执行登记在B公司名下的项目公司股权。A集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一审、二审均告败诉,法院认为工商登记具有公示公信效力,A集团仅享有基于代持协议的债权请求权,不足以排除强制执行。
案件进入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审查阶段,代理律师没有重复强调代持协议的内部效力,而是转换论证路径:一方面,通过调取项目公司历年银行流水、董事会决议、公章使用记录及A集团直接向政府支付土地款的凭证,构建起完整的资金闭环与管控闭环证据链,证明A集团系实际权利人的事实具有对外可识别性;另一方面嘛,重点论证B公司债权人并非基于对登记股权外观的合理信赖而设立债权,其债权形成时间晚于代持事实且未与项目公司发生任何直接交易。最高人民法院最终裁定提审并改判,支持了A集团的排除执行请求。

此案的法律核心在于隐名股东能否排除名义股东债权人的强制执行。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外观主义优先”与“实质权利保护”两种裁判逻辑的拉锯。2023年以来,随着《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及新公司法的实施,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多个再审案例逐步确立了一条区分规则:若申请执行人并非基于对登记股权之信赖而与名义股东进行股权交易,且隐名股东能够证明其权利满足“出资+管控+对外可识别”三要件,则可阻却执行。这一规则实质上将代持风险从隐名股东单向承担转向了债权人与隐名股东之间的利益衡量,对国有企业法律顾问而言,意味着代持架构的事前合规设计比事后诉讼救济更为关键。
从国有企业法律顾问的视角复盘,该案暴露出三个层面的合规短板。第一,投资准入层面,A集团以代持规避内部审批,本质上是以形式合规掩盖实质违规,一旦发生争议,内部决策瑕疵极易被对方作为攻击点。第二,交易架构层面,代持协议仅约定了双方内部权利义务,却未对名义股东债权人的风险隔离作出任何安排,例如未要求B公司将股权质押给A集团、未办理强制执行公证、未在项目公司章程中设定限制性条款。第三,证据管理层面,A集团虽实际控制项目公司,但大量管控痕迹散落于个人微信、邮件及未归档的会议纪要中,直至诉讼阶段才被动梳理。法律顾问若能在项目启动阶段嵌入“代持合规三件套”——即股权质押担保、实际控制人共签及关键文件公证——则可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赢了事实、输了登记”的被动局面。
更值得关注的是,新公司法第一百四十条对上市公司股权代持的明确禁止,以及第二百六十五条对实际控制人定义的重申,正在将代持合规从合同问题上升为公司治理问题。对于国有企业而言,房地产交易中的股权代持已不再是单纯的商业安排,而是涉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企业合规经营乃至刑事风险边界的敏感事项。法律顾问的价值,在于将诉讼中才能暴露的风险前移至交易结构设计阶段,用合规工具替代事后救济。
当巨额资产与登记外观发生背离,司法裁决的天平正在从机械的形式主义向实质正义校准。但对企业而言,与其在再审程序中寻求突破,不如在签约之前就消灭代持的必要性。毕竟,一份经得起执行异议之诉检验的合规架构,远比一份胜诉判决更能守护国有资产的安全边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