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一起最高人民法院再审的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为切入点,分析股权代持关系与商业秘密侵权交织时的法律困境,探讨“仲裁确权+诉讼维权”复合争议解决方案的实务价值,为企业···
商业秘密与股权代持,看似分属两个不同的法律领域,却在商事争议中频繁交织。当一家科技公司的实际出资人隐于他人名下,而公司核心高管又带着技术秘密另立门户时,不正当竞争之诉与股东资格确认之诉便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考验着代理律师对商事争议解决的整体驾驭能力。近三年来,这类复合型纠纷在司法实践中呈现上升态势,如何为客户设计一套兼顾诉讼与仲裁、融合民事与行政手段的解决方案,正成为衡量律所商事争议解决水平的重要标尺。
一、隐蔽的股东与失控的技术
2021年,某华东地区高新技术企业(下称“A公司”)创始人李某因自身征信问题,将其持有的35%股权委托大学同学王某代持,双方签署了详尽的股权代持协议,并约定李某保留对公司重大事项的一票否决权。公司运营五年间,李某虽不在工商登记之列,却实际参与所有技术路线决策。2023年初,A公司核心研发负责人张某离职,随即成立B公司,推出与A公司高度相似的核心产品。A公司以侵害商业秘密为由提起诉讼,但庭审中B公司抗辩称,涉案技术信息来源于A公司股东王某,而王某作为登记股东有权查阅所有技术资料。更令A公司被动的是,王某在诉讼期间突然主张其才是A公司实际控制人,并拒绝配合A公司继续诉讼。

由此,一个看似普通的商业秘密侵权案件,演变为股权代持关系确认、公司控制权争夺与不正当竞争交织的复杂商事争议。案件先后经历一审、二审,A公司均因权属证明不足而败诉。转机出现在再审阶段,代理律师调整诉讼策略,以仲裁方式先行确认李某与王某之间的股权代持关系及李某的实际股东地位,再以仲裁裁决为依据,重新提起不正当竞争之诉。2024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裁定提审该案,最终认定:实际出资人李某的技术决策权来源于其实际股东身份,王某虽为登记股东,但其向B公司披露技术信息的行为构成违反忠实义务,B公司明知王某的代持身份仍获取技术秘密,构成不正当竞争。该案判决书明确指出,股权代持关系中的实际出资人,在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其合法权益应受到公司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双重保护。
二、代持关系为何成为不正当竞争的“隐秘角落”
这起案件的核心启示在于,股权代持并非单纯的公司法问题,它往往为不正当竞争行为提供了隐蔽通道。在商事实践中,实际出资人隐身幕后,登记股东若被竞争对手或离职高管拉拢,技术秘密、客户名单、定价策略等核心经营信息便可能以“股东知情权”为名被合法获取,再以多种方式流向竞争方。由于权利外观与实质权利分离,权利人在主张不正当竞争时往往面临三重困境:其一,原告是否具备适格主体资格,实际出资人能否直接主张权利;其二,技术信息的秘密性认定,登记股东的披露行为是否构成“违反保密义务”;其三,竞争关系的认定,获取信息的一方是否明知代持关系存在。
代理律师在本案中的进取之处,在于没有局限于单一诉讼路径,而是利用仲裁的保密性与高效性,先行固定股权代持事实,再通过法院生效裁判确认不正当竞争行为。这种“仲裁确权+诉讼维权”的复合争议解决方案,既避免了在商业秘密案件中因权属不清而反复败诉的被动,也为后续索赔提供了扎实的权利基础。最终,法院判决B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A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2400余万元,创下同类案件赔偿数额的较高纪录。
三、从个案到范式:商事争议解决的进取路径
对于企业法务和律师同行而言,这起案件提供了三点实务参考。第一,股权代持协议应当明确约定实际出资人对公司经营信息、技术秘密的知情权与决策权边界,并设置登记股东处分信息时的违约责任条款,将可能的不正当竞争风险前置防范。第二,当不正当竞争纠纷与股权代持交织时,不应机械地等待权属诉讼终结再启动侵权诉讼,而应评估仲裁与诉讼并行推进的可行性,利用仲裁程序对代持关系的确认效率,为侵权诉讼扫清主体资格障碍。第三,在损害赔偿举证方面,可主动申请法院调取代持关系中的资金往来、决策记录等证据,将代持背景转化为证明侵权故意和情节严重的有利因素。
反不正当竞争商事争议的解决,从来不是法条的简单堆砌,而是对交易结构、权利外观与实质正义的统筹权衡。当股权代持遇上商业秘密侵权,代理律师的进取空间恰恰在于打破程序壁垒,在看似割裂的法律关系中寻找因果链条,以复合型争议解决方案实现客户利益的最大化。这既需要对公司法、竞争法、仲裁法的融会贯通,更需要对商事实践中“名实分离”现象的深刻洞察。在这一点上,每一个成功案例都是对专业进取精神的最佳诠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