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一起私募基金管理人股东内斗引发备案中止的真实仲裁案例为切入点,分析商事诉讼与仲裁程序如何通过管辖权穿透认定、调解协议嵌入合规整改条件等方式,与私募基金备案···
一家持牌私募基金因两位创始合伙人的控制权之争陷入僵局,旗下三只在管产品面临备案中止、投资者集中赎回的连锁反应罢了。这场看似普通的公司内部纠纷,最终演变为涉及基金管理人资格存续、基金财产独立性与司法介入边界的复杂法律博弈。笔者近期代理的一起仲裁案件,恰好触及了商事诉讼与仲裁程序如何与私募基金备案监管形成合力,进而推动股东内斗实质性化解的前沿问题。
该案中,某私募基金管理人A公司由两位自然人股东甲、乙各持股50%。2023年初,因投资策略分歧,甲利用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便利,擅自变更公司印章、驱离乙委派的财务人员,并单方面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提交了重大事项变更申请,意图将乙排除在管理人治理结构之外。乙随即提起股东会决议效力诉讼,并申请财产保全,冻结了A公司的基本账户。同一时间,基金业协会因A公司未能及时更新合规风控负责人信息,将旗下两只正在运行的私募基金产品标记为“信息报送异常”,新产品的备案申请亦被中止审查。投资者闻讯后要求提前赎回,基金合同约定的“维持运作”条款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中的持续合规义务形成尖锐对峙。
仲裁庭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是:股东之间的公司治理争议,是否属于基金合同仲裁条款的管辖范围?甲主张,基金合同仲裁条款仅适用于投资者与管理人之间的纠纷,股东内斗应另循公司诉讼途径。但仲裁庭采纳了笔者代理乙一方提出的“穿透性关联”观点,认为基金备案状态直接取决于管理人治理结构的稳定与合规,而管理人治理失序又源于股东争议,两者具有法律上的直接因果关系。仲裁庭据此裁定对本案享有管辖权,并依据《仲裁法》第四十九条的精神,在裁决前先行组织调解。
真正打破僵局的,是法院诉讼与仲裁程序对基金备案监管规则的协同运用。在股东会决议效力诉讼中,法院依据《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认定甲单方作出的变更登记行为因违反章程规定的议事方式而不成立;在仲裁程序中,仲裁庭则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基金业协会的自律规则,指出管理人股东争议若影响“合规稳健运行”,备案中止具有行政合规层面的正当性。两份法律文书形成合力:从一方面说确认甲的行为不产生公司法上的效力,另从一方面说明确只有恢复治理结构稳定,基金备案方能重启。
在此基础上,仲裁庭创新性地将“基金备案恢复”作为调解协议的核心履行条件。调解方案约定:甲、乙共同签署整改承诺函,重新任命双方认可的合规风控负责人;甲限期归还公司印章及财务资料;仲裁庭向基金业协会出具《调解情况说明》,建议在确认整改完成后恢复产品备案。这一做法实际上将商事仲裁的调解功能与行政监管的合规验收进行了程序衔接,避免了股东内斗长期悬而未决导致基金“僵而不死”、损害投资者利益的局面。
该案的法律价值在于揭示了三个层次的实务要点。其一,私募基金备案并非纯粹行政程序,其背后承载着对管理人治理结构持续稳定的合规期待,股东争议一旦触发备案中止,即构成对基金合同履行基础的重大影响,相关争议因此呢可能被纳入仲裁管辖的“关联争议”范畴。其二,调解在商事仲裁中的运用不应局限于金钱给付或股权转让,可以延伸至具有行政合规属性的履行行为,如配合完成备案整改、出具法律意见书等,进而实质性化解纠纷。其三,法院诉讼与仲裁程序在审查股东会决议效力与管理人合规义务时,虽适用不同法律依据,但可以通过保全措施、调解建议书等工具形成功能互补,避免程序空转。
对于企业法务和律师同行而言,此案提示我们:在处理私募基金相关股东争议时,应当跳出单纯的公司法框架,将基金备案监管规则、自律规则乃至行政合规要求纳入争议解决的整体策略。尤其是说在仲裁程序中,可以主动申请仲裁庭关注备案状态对基金合同履行的影响,并寻求以调解方式一揽子解决治理僵局与合规瑕疵。对于投资者而言,选择基金管理人时不仅需关注投资业绩,更应重视管理人股权结构与治理机制的稳定性,必要时可在基金合同中增设“关键人条款”或“治理僵局解决机制”。
私募基金行业的健康发展,既依赖于监管规则的刚性约束,也离不开争议解决机制对治理失序的及时修复。当股东内斗触发备案中止,商事诉讼与仲裁不应仅扮演事后裁判者的角色,更可以通过调解程序与监管形成协同,推动基金管理人回归合规运行的轨道。这既是法律技术层面的创新,也是对投资者保护理念的务实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