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一起生物医药企业行政复议和解案为切入点,分析企业如何通过主动合规整改掌握谈判主动权,将行政复议从对抗程序转化为建设性对话,并结合行业趋势提出合规前移、以整···
一家创新药企的注册申报被省级药监部门以“临床数据不完整”为由退回,企业依据《行政复议法》申请复议。案件审理期间,药监部门主动提出和解,条件是企业在限期内补充提交真实世界研究数据。这本是一起普通的行政争议,却因企业谈判策略的失误,演变为行业内广为讨论的合规教训。
笔者近期代理的一起生物医药领域行政复议案件,恰好揭示了这一议题的核心矛盾:当行政监管与商业利益发生碰撞,企业能否将被动应对转化为主动合规,进而掌握谈判主动权?

该案中,某生物科技公司(下称“B公司”)申报的第三类医疗器械因生产质量管理体系现场核查不达标,被省级药监部门作出不予注册的决定。B公司随即申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审理后发现,药监部门在核查程序中存在一处程序瑕疵——未按规定提前告知企业具体检查项目清单。这一瑕疵虽不影响实体结论,却成为B公司谈判的重要筹码。
代理律师没有选择“硬刚”程序问题要求撤销决定,而是以此为切入点,主动向药监部门提交了一份《合规整改与同步谈判方案》。方案的核心逻辑是:企业承认实体问题存在,承诺在60日内完成整改;作为交换,药监部门同意在复议期间暂停执行原决定,并派员参与企业整改方案的联合评审。最终,双方在复议决定作出前达成和解,企业完成整改后顺利获得注册。
这个案例的法律价值在于,它展示了行政复议程序中“合规谈判”的可能性。传统行政复议往往聚焦于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输赢二元对立。但生物医药行业的特殊性在于,监管标准与技术标准高度耦合,企业的合规能力本身就是监管目标之一。当企业主动将“合规整改”作为谈判标的,行政复议便从对抗性程序转化为建设性对话。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生物医药企业面对的合规压力正从“末端处罚”向“过程监管”转移。药品注册、临床试验、生产许可、广告审查,每个环节都涉及行政审批与合规审查。一旦出现争议,行政复议往往是首选救济渠道。数据显示,2023年至2025年,全国药监系统行政复议案件年均增长超过20%,其中近三成通过和解、调解方式结案。这组数据背后,是企业从“被动应诉”向“主动谈判”的策略转型。
但是,主动合规谈判并非没有边界。笔者观察到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部分企业将行政复议视为“拖延战术”,利用程序权利反复申请复议、提起诉讼,实质上阻碍了监管决定的执行。这种做法短期可能赢得时间,长期却会损害企业信用,甚至触发更严厉的监管措施。真正有效的合规谈判,应当建立在实质性整改意愿和可验证的合规能力之上。
回到B公司的案例,其成功的关键在于三点:第一,承认实体问题,不纠缠于程序瑕疵;第二,提出可量化、可验证的整改方案,包括时间表、责任人和验收标准;第三,主动邀请监管部门参与整改过程,将对立关系转化为协作关系。这种“以整改换空间”的谈判策略,既维护了监管权威,也为企业争取了商业机会。
对生物医药企业而言,行政复议不应被视为“出事后的救火队”,而应纳入日常合规管理体系。在药品注册、生产许可等关键节点,企业法务与合规团队应当提前介入,评估潜在行政争议风险,制定预案。一旦进入复议程序,谈判目标不应局限于“撤销决定”,更应关注“如何通过合规承诺换取监管信任”。
从行业层面看,监管部门也在调整姿态。部分省级药监部门已在探索“合规观察期”制度,对主动整改的企业给予一定缓冲期。这种制度创新与企业的主动合规形成良性互动,推动监管从“命令—控制”模式向“协商—合作”模式转型。
行政复议的本质是行政争议的化解机制。在生物医药这样一个高度专业、快速迭代的领域,争议的解决不能仅靠法律条文的对错判断,更需要技术标准、商业逻辑与监管目标的动态平衡。企业若能以合规主动为谈判支点,便能在行政复议中化被动为主动,将争议解决过程转化为合规能力提升的契机。这或许才是生物医药行业面对行政监管时最理性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