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某科创板上市公司创始人跨境股权信托纠纷案为切入点,分析科创企业财富传承中信托效力跨法域认定、控制权与受益权分离等核心法律问题,提出法律支持应从文书起草转向···
2024年,某科创板上市公司创始人突发疾病离世,其名下通过三层离岸架构持有的境内上市公司股权,因未完成信托交割,触发了交易所关于实际控制人变更的问询。这时候,创始人配偶与境外受托银行就一份签署于2019年的全权委托投资协议是否构成遗嘱信托,在境内法院与香港高等法院之间展开了平行诉讼。该案标的额逾47亿元,涉及境内《信托法》与普通法下推定信托制度的衔接、跨境遗产管理人制度冲突,以及上市公司控制权稳定与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平衡。一家总部位于上海的律所家族财富管理团队代理境内继承人一方,最终通过境内法院确认遗嘱信托部分无效、境外诉讼以全面和解结案,企业控制权平稳过渡,未引发股价异常波动。
这并非孤例。近三年,伴随科创板、北交所扩容与注册制全面落地,科技企业创始人代际交替进入密集期,财富传承纠纷呈现三个显著特征:一是资产形态从房产、存款转向股权、知识产权、数据权益等复合型资产;二是传承工具从单一遗嘱扩展到家族信托、保险金信托、有限合伙持股平台等结构化安排;三是争议解决从境内单一诉讼演变为跨境、跨法域的平行程序博弈。法律支持的价值,恰恰在于为这些复杂场景提供确定性框架,让财富传承从“事后救火”转向“事前筑堤”。
从法律技术层面看,上述案例暴露的核心问题是传承工具的法律性质识别。案中创始人与境外银行签署的“全权委托投资协议”载有“身后资产按本协议附表分配”条款,但未采用信托契约形式。境内法院适用《信托法》第八条关于信托设立要件的规则,认为该协议缺乏设立信托的明确意思表示,不构成遗嘱信托;而香港法院则依据普通法下的“三项确定性”原则,倾向于认定构成推定信托。同一份文件在不同法域得出相反结论,根源在于信托成立要件的实体法差异。科创中心的法律支持倘若仅停留在合同起草与见证层面,显然无法应对这种系统性风险。真正有价值的服务,是在架构设计阶段就嵌入“法域兼容性审查”——对同一传承安排,至少在资产所在地、受托人所在地、受益人所在地三个法域进行效力预判,并通过“冲突规范条款+备用执行机制”降低跨域认定分歧。
进一步而言,该案还揭示了科创企业传承中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维度:控制权与受益权的分离技术。创始人去世后,其持有的特别表决权股份是否随继承自动转移,直接关系到公司治理稳定。代理律师在本案中采取的策略是,将遗产分割诉讼与公司控制权确认之诉适度分离,先通过行为保全维持表决权行使现状,再以信托受益权置换直接持股,既保障了继承人的财产利益,又避免了因继承导致特别表决权失效而触发公司治理震荡。这种“诉讼+非诉”的组合方案,本质上是把传承争议纳入一个可控的法律程序轨道,而非任由商业逻辑与亲属情感在法庭外无序冲撞。
对于行业而言,该案带来的认知增量在于:财富传承的法律支持不应被简化为“写遗嘱、设信托”的文书工作,而应被视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一家硬科技企业从创立到上市,股权结构历经多轮融资、员工激励、股改重组,每一层架构都沉淀着历史法律事实;传承安排若不能与这些既有事实兼容,极易在创始人离世后集中爆发。故而,法律支持创造价值的桥梁作用,体现在三个层面:事前,将传承规划嵌入公司治理章程与股东协议,明确继承事件下的表决权归属与股权处置规则;事中,以家族宪章、信托保护人机制等软性工具协调家族内部预期;事后,在争议发生时提供跨法域、跨程序的一体化解决方案,避免企业在诉讼泥潭中消耗核心竞争力。
回到科创中心的定位。科创中心的核心资产是人与技术,而人与技术的可持续性高度依赖财富传承制度的稳定预期。当创始人能够以合理的法律成本实现财富与控制的平稳交接,创新活动的长期主义才有制度依托。法律支持在此扮演的角色,不是交易的旁观者或争议的补救者,而是价值创造的制度设计者。一桩47亿元的跨境传承案,最终以和解与控制权平稳过渡收场,表面上体现的是律师的诉讼技巧,深层则是法律架构对商业不确定性的制度化消解。这种消解能力,正是科创中心法治软实力的具体刻度。
财富传承没有标准答案,但法治可以提供确定的问题解决框架。当更多科创企业将传承规划前置为治理议程,当法律支持从个案争议走向架构设计,科创中心的创新生态便多了一层抵御代际风险的韧性。这或许才是“法律支持创造价值”最务实的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