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某生物医药企业与信托公司之间超12亿元营业信托纠纷二审案为切入点,分析信托工具嵌入生物医药行业后引发的公司治理问题。案件二审认定信托公司投后管理存在瑕疵,酌···
2024年初,一起涉及生物医药企业与信托公司之间的营业信托纠纷在东部某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落槌啊。案件标的额超过12亿元,核心争议在于信托计划资金投向底层生物医药项目后出现的合规缺口与治理失灵。这起案件之所以值得复盘,不在于金额本身,而在于它揭示了一个被长期忽视的命题:当信托工具嵌入生物医药这类高投入、长周期、强监管的行业时,公司治理的薄弱环节会以何种方式被放大,又该如何通过法律框架予以修补。
案件的基本脉络并不复杂。某生物医药企业(下称“A公司”)为推进一款创新药的临床三期试验,通过信托通道设立结构化融资计划,由信托公司发行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募集资金,再以股权投资附加回购条款的方式注入项目公司。信托文件约定,A公司控股股东承担差额补足义务,并以其持有的A公司股权提供质押担保。但是,临床试验进度不及预期,叠加行业融资环境收紧,项目公司未能按约定触发回购条件。信托计划到期后,投资者要求信托公司兑付,信托公司转而向A公司及其控股股东主张差额补足责任和质押权。
一审法院支持了信托公司的大部分诉请,但二审出现了关键转折。省高院认为,信托公司在项目存续期间未能有效履行投后管理职责,对项目公司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流于形式,且在已知临床试验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时未及时向投资者披露风险,构成受托人义务的瑕疵履行。据此,二审酌情减轻了A公司控股股东的差额补足责任,并将质押权的行使范围限定在未获清偿本金的一定比例之内。
这起案件由国内某知名律所代理A公司一方。该律所在公司治理与金融争议解决领域有长期积累,其代理思路并未停留在“合同条款是否有效”的常规抗辩上,而是将争议焦点引向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的信义义务边界。这一策略的法理基础在于,信托法第二十五条明确要求受托人“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而《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即“九民纪要”)第88条至第94条对营业信托纠纷中受托人义务的审查标准亦有指引。二审判决实际上确认了一个重要规则:结构化信托中,融资方的回购或差补义务并非绝对刚性,受托人自身的履职瑕疵可以成为责任分摊的考量因素。
从公司治理角度看,A公司的困境并非孤例。生物医药企业的治理结构普遍存在几个特征:创始人团队技术背景强但金融合规意识弱;董事会中投资方席位有限,对融资条款的实质性审查不足;关联交易与资金混同风险高,尤其在多轮融资后,母子公司之间的资金调度往往缺乏防火墙。A公司在信托计划存续期间,曾将项目公司部分资金用于偿还控股股东的其他债务,这一行为虽未被认定为恶意逃废债,但足以让法院对公司的治理规范性产生负面评价,进而影响责任分配。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生物医药行业的监管逻辑与信托产品的金融逻辑之间存在张力。药监部门关注的是临床试验数据的真实性、受试者权益保护和药品安全,而信托投资者关注的是资金回流和收益实现。当两者发生冲突时,企业往往陷入两难:若将资金优先用于推进临床试验,则可能触发信托违约;若将资金挪用于满足信托兑付,则可能违反药品监管规范。这种结构性矛盾,仅靠融资协议中的承诺条款无法化解,需要在公司治理层面建立跨周期的合规协调机制。
对于企业法务和律师同行而言,这起案件提供了几点实务参考。其一,在设计信托融资结构时,应避免将回购或差补义务与项目公司的经营指标简单挂钩,而应设置与研发里程碑相匹配的弹性触发条件,并明确受托人投后管理的具体标准。其二,董事会应设立由独立董事或外部合规顾问主导的融资审查委员会,对信托资金的用途、托管、信息披露进行全流程监督。其三,在信托存续期间,企业应定期开展合规自查,尤其注意关联交易、资金混同和知识产权归属等高频风险点,并保留完整的内部决策记录,以备争议发生时证明治理有效性。

从行业启示来看,生物医药企业的公司治理优化不能止于“满足监管最低要求”。信托纠纷的根源往往不在信托本身,而在于企业将信托视为单纯的融资工具,忽视了其背后的一整套受托人义务、信息披露和投资者保护逻辑。当企业以股权质押、差额补足等方式引入外部资金时,实际上是在公司治理中嵌入了一个外部监督者。这个监督者未必专业,但一定敏感。与其被动应对,不如主动将信托合规要求内化为治理升级的契机。
这起案件的二审判决并未完全免除A公司的责任,但通过责任分摊,法院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信托纠纷的解决,不能仅看合同文本,还要看合同背后的治理实践。对于生物医药这个关乎公共健康的行业而言,良好的公司治理不仅是融资的信用背书,更是产品安全和患者权益的制度保障。当信托工具与生物医药相遇,法律要做的,不是简单地判定谁赢谁输,而是通过个案裁判,推动行业形成更审慎、更透明、更负责任的治理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