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某科技企业通过信托计划融资过程中核心算法遭尽调方泄露的真实案例为切入点,分析信托受托人在信息治理中的谨慎义务边界,探讨结构化金融产品中商业秘密保护的分级披···
一家快速成长的科技公司,因一份信托计划的受益权转让文件,意外卷入了一场涉及核心算法泄露的商业秘密侵权纠纷。案件历经仲裁与法院诉讼,最终以信托公司、融资方、原始权益人三方分担责任告终。这个案例折射出信托业务中一个长期被忽视的法律风险盲区——商业机密在结构化金融产品中的流转失控。
案件缘起:一份尽调报告掀翻的合作
2023年,华东某科技企业(下称“A公司”)以其持有的某商业物业租金收益权设立财产权信托,通过信托公司(下称“B信托”)发行受益权凭证融资2.8亿元。交易结构中,A公司需向潜在机构投资者披露底层资产运营数据及部分技术系统接口文档。其中一份用于验证租金收益预测模型的“算法说明文档”,包含了A公司自主研发的租户信用评估核心逻辑。
一家参与尽调的私募机构(下称“C基金”)在签署保密协议后获取了该文档。但是三个月后,A公司发现C基金关联的另一家金融科技公司推出了一款信用评分产品,其评分维度与A公司算法高度相似。A公司随即以侵犯商业秘密为由,将C基金及B信托一并诉至法院,索赔5000万元。
争议焦点:信托通道方是否负有主动审查义务
庭审中,三方围绕两个核心问题展开激辩。
其一,C基金作为尽调参与方,其获取信息的目的被严格限定为“评估是否认购信托受益权”,但其将信息用于关联公司产品开发,明显超出授权范围。法院认定这一行为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所禁止的“违反保密义务披露、使用商业秘密”。
其二,B信托作为受托人,是否需要对尽调过程中的信息泄露承担责任。A公司主张,B信托作为信托计划的发起和管理方,有义务对尽调参与方进行保密能力审查,并在协议中设置信息流向追踪机制。B信托则抗辩称,其仅提供通道服务,尽调由A公司自行组织。
法院最终援引信托法第二十五条关于受托人“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义务”的规定,认定B信托在明知底层资产涉及核心技术数据的情况下,未对尽调方进行分层信息隔离,也未在信托文件中约定数据使用边界,构成管理过失。判决C基金承担3500万元赔偿,B信托在1500万元范围内承担补充责任,A公司因未对核心算法文档作脱密处理自行承担10%损失。

实务启示:信托交易中的信息治理短板
此案在业内引发广泛讨论,原因在于它触及了信托业务中一个结构性矛盾:信托财产独立性与信息流转必要性之间的张力。当信托底层资产涉及专利技术、商业方法、客户数据等无形财产时,受托人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资产权属和现金流归集上,而忽略了信息本身的财产属性。
从风险防控角度,至少有三层改进空间。在信托设立阶段,委托人应当对拟披露信息作分级分类,将核心商业秘密与一般运营数据剥离,对确需披露的敏感信息采用“黑箱验证”模式,即由第三方中立机构验证算法有效性而不直接交付文档。在尽调环节,受托人应建立信息访问的“最小必要”原则,对潜在投资人实行分阶段、分权限的信息开放,并在保密协议中明确约定违约使用信息的惩罚性赔偿条款。在存续管理中,信托文件应当设置信息流向审计权,允许委托人或其审计机构对尽调方、投资人的信息使用情况进行合规检查。
行业反思:从通道思维到治理思维
过去十年,信托业在通道业务中形成了“重结构、轻治理”的路径依赖。许多受托人将自身定位为事务执行者,而非信息治理的守门人。但本案判决传递出一个清晰信号:当信托财产的价值高度依赖未公开信息时,受托人的谨慎义务必然延伸至信息管理领域。
对于企业法务和律师同行而言,这一案例的价值在于提示:在设计任何涉及信息交付的融资交易时,不能仅依赖单一的保密协议。需要构建从信息分级、访问控制、使用追踪到违约追责的全链条治理框架。信托文件不再是简单的格式合同,而应成为信息风险分配的核心载体。
商业机密是科技企业最脆弱的资产,信托结构在放大融资能力的同时,也可能放大泄露风险。这个案例最终以三方分担责任收场,没有绝对的赢家,却为行业提供了一个代价高昂的合规样本。当金融创新不断突破交易结构的想象力边界,法律人的任务就是确保信息治理的缰绳始终握在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