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围绕一起外商投资企业诉行政机关违法收回土地使用权并请求国家赔偿的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案件,分析国家赔偿范围认定、外商投资平等保护及社会责任法律践行等核心法律问题···
2024年初,华东某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因所在区域城市规划调整,被当地行政机关要求限期搬迁并交回国有土地使用权。该企业由境外母公司持股70%,经营精密制造业务逾十五年,年产值逾三亿元。因补偿标准与搬迁期限未能达成一致,行政机关先行作出收回土地使用权的决定,企业随后提起行政诉讼并附带行政赔偿请求。这起案件历经一审、二审,最终由最高人民法院提审并作出改判,入选当年最高法发布的行政协议典型案例。案件标的额达1.2亿元,争议焦点直指国家赔偿与外商投资法律支持的衔接地带,其折射出的法律问题值得深入剖析。
该案的核心争议并不复杂:行政机关收回土地使用权的行为已被确认违法,但赔偿范围如何确定,双方各执一词。企业主张按照市场评估价全额赔偿土地使用权价值、地上建筑物重置成本以及停产停业损失,合计约1.2亿元;行政机关则认为,企业未在指定期限内完成搬迁,自身存在过错,且部分设备已折旧完毕,不应计入赔偿范围。一审法院支持了行政机关的大部分主张,仅判决赔偿三千余万元。企业上诉后,二审维持原判。转折出现在最高人民法院提审阶段。合议庭经审理认为,行政机关在作出收回决定前未依法履行听证程序,亦未给予企业合理的陈述申辩期限,程序违法情节明显。更为关键的是,行政机关在违法收回土地后,将地块另行出让给第三方用于商业开发,已无法恢复原状,应当以违法行政行为发生时的市场价值为基准确定赔偿数额,而非以企业是否存在搬迁迟延为由扣减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在判决中明确指出,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受法律平等保护,行政机关不得以政策调整为由规避国家赔偿责任。同时,法院也指出,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在行政机关依法作出补偿方案后,负有配合搬迁、防止损失扩大的义务。最终,法院综合考量双方过错程度,判决行政机关赔偿企业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损失九千余万元,停产停业损失酌情支持一千万元,合计逾一亿元。
这一判决的意义远超个案本身。从国家赔偿法的角度看,它重申了违法行政行为造成相对人财产损失的,应当以直接损失为限进行赔偿,但“直接损失”的认定不能机械理解为账面净值,而应结合财产的实际市场价值、可预期收益等因素综合判断。从外商投资法律支持的角度看,它传递了一个清晰信号:中国正在通过司法裁判强化对外商投资的平等保护,无论是内资还是外资,在行政赔偿领域适用同一法律标准。2023年以来,随着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的深入落地,各地陆续出现一批涉及外资企业行政协议、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的典型案例,司法审查的力度和精度均有明显提升。
值得关注的是,该案还触及了社会责任法律践行的维度。行政机关在违法收回土地后另行出让给第三方用于商业开发,这一行为本身固然违法,但法院在判决中也暗示,如果地块已用于公共利益项目,赔偿方式可能有所不同。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当国家赔偿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法律如何平衡?从社会责任的角度看,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经营,既享有法律赋予的权利,也承担着配合城市规划、支持地方发展的义务。但这种义务的履行,必须建立在行政机关依法补偿、程序正当的前提之上。否则,所谓的社会责任就会异化为对违法行政的纵容。

对于企业法务和律师同行而言,该案提供了若干实务启示。其一,外商投资企业在面对行政机关收回土地、变更规划等行为时,应当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包括土地使用权证、评估报告、设备清单、财务报表等,以便在赔偿诉讼中准确量化损失。其二,程序违法是撬动国家赔偿的关键支点,行政机关未履行听证、未送达、未给予合理期限等瑕疵,往往比实体争议更容易获得法院支持。其三,赔偿请求的提出应当区分直接损失与间接损失,停产停业损失虽属间接损失范畴,但在司法实践中已有逐步放宽的趋势,企业不应轻易放弃该项主张。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这起案件是中国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一个缩影。国家赔偿制度的完善,外商投资法律支持体系的健全,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践行,三者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交织、彼此支撑。只有当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司法机关公正裁判、企业依法经营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外商投资的法治保障才能形成闭环。该案的判决结果,既是对违法行政的纠正,也是对外商投资信心的提振,更是对社会责任法律边界的清晰划定。在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这样的司法态度无疑具有示范意义。
